记得十一年前，在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看到油印本的《稿本诗经研究》的时候，捧在手里沉吟了好大一阵：在出版业如此发达、印刷技术如此进步的现代，仍有学者为了心爱的学术，在求助于钢板铁笔！许多装帧精美的大部头著述都淡忘了，那纸张粗糙的油印本却深深印在了心头。那是我读到的第一部白川静的书，紧接着又读他的《诗经——中国的古代歌谣》、《诗经研究通论篇》、《中国神话》等等。从书中严谨而冷峻的考辨中，我却读出了一片热忱。也许是研究兴趣相近的缘故吧，我觉得自己能够懂得那位未曾谋面的学者深深的寂寞和默默的坚韧。
在那八年后的一个冬夜，当从电视里知道白川静被授与文化功劳者的称号时，我首先想到的，还是那油印的《稿本诗经研究》。
白川静1910年出生于福井市。作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写下了《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的构造》、《卜辞的世界》、《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和《字统》、《字训》、《字通》等汉字学名著。但是，对《诗经》的思考研究可以说几十年没有间断过。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便在歌人桔曙览的影响下品味《万叶集》，从而萌生出对《万叶集》与中国的《诗经》进行比较研究的梦想。而立之年在立命馆大学上学时，钻研收录在《皇清经解》里的与《诗经》、《书经》有关的考证文献。五十二岁那一年以《稿本诗经研究》（通论篇，解释篇）的别册《兴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在他八十八岁那年，东洋文库出版了他的《诗经雅颂》，这和他先前出版的《诗经国风》合在一起，完成了《诗经》的全译全注。他对日本最早和歌集《万叶集》的研究也常常涉及到《诗经》。九十岁时撰写的《我的履历书》，谈到《诗经》时满怀感情地说，《诗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歌谣集，是真实表现民众和贵族现实感情的罕见的古代文学。《诗经》和《万叶集》同属于东亚古代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比较文学对象，具有无可比拟的极好条件。白川静的研究，借鉴了葛兰言和闻一多的方法，将甲骨金文学、民俗学、历史学等纳入视野，遂有“白川诗经学”之说。他要做的事情，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化共通的东亚特性，寻找东洋的原点，搞清不同于欧洲与西亚的东亚文化传统的特质。为此，他研读《诗经》，研读《万叶集》，因为它们是具有民众基础的生活者的诗篇和歌集，这样的文学，西方和印度都没有。
在具体研究中，他总是将西方、中国和日本的古老的文学一并纳入视野，而又谢绝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学模式与文学理论。他认为世界有三大神话体系，即处于实现了政治文化统一阶段的日本神话体系，处于文化统一阶段的欧洲神话体系，和处于其并存关系上的中国神话。因而，不是中国无神话，而是中国神话是无体系的神话，或者说是拒绝体系化的神话。这可以说典型地代表了白川静观察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法。不管对他的观点如何评说，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说的确提供了一个横看与侧观中国文学的视点。
他对汉字与《诗经》的热忱，其实就是对日本古代文化源泉的热忱。他称日本的侵华战争是愚蠢的战争，实在是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愚蠢战争。他说，所谓大东亚战争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毫不理解的军部，毫无理念地进行的，对于一直探讨东亚理念的自己来说，是不忍看到的自我破坏行为。但是批判军部的人要遭受种种迫害，要被杀头。要教战争史的话，首先就要教日本军部独裁的历史。他不满于日本战后的教育把汉文作为旧弊加以轻视，因为这失去了教人做人的重要教材，指出那种认为汉字妨碍教育、削弱人的思考与创造力的看法是极大的错误。他为日本汉字文化与古典教育的现状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废弃古典，源泉就会枯竭，没有源，就没有流。梅原猛称他是刚直的硕学，或许是恰如其分的。
甲骨文金文，在日本中国学界本来知音者盖寡，而白川静采用的东西纵横的研究方法，在很长时间追随者亦不多，因此他曾说自己在学界是孤诣独往。越是古老的学问，似乎离现代生活越遥远，学者千辛万苦获得的学术成果，很容易只落得个孤芳自赏。现代学术需要学术合作，也要求学者有孤诣独往的功夫，还要求他们有学归大众的功夫。
1955年在为朝日新闻社出版的《中国古典选》写的监修者的话当中，同在京都的吉川幸次郎写道：“古典，就是古代人靠着卓越的直观吐出的不变的话语，永远是人生智慧的结晶。记录它们的书，不仅在中国有，但中国确实是有一些。它们是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人长期阅读的书。它们稍被淡忘是因为想要独占它们的人在我们之间造成了恣意的围墙。”因此他响亮地提出“我们要让古典回到我们手中”。正是由于他深感没有大众的理解与支持，学问不可能健全地发展，所以他热心组织面向一般读者的《中国诗人选集》，写作了大量学术随笔，组织与参与各种讲演与对谈。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社会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文库本的大量出版，电视广播的学术节目，各种公开的学术讲座，公民馆面向妇女与老年人的学习班，都要靠热心于学归大众的学者来支撑。通过这些活动，学问之乐，也就不再仅是学者的“独乐”，有可能切切实实变成一种“同乐”。
白川静本人并不健谈，也较少出行，但他并不缺少学归大众的意识。他学问深却从不玩弄术语，行文简洁明了，在撰著《金文通释》、《说文新义》及大量学术论文的同时，也写作了《诗经》、《孔子传》、《中国古代文学》等面向广大读者而又有学术含量的书。他认为学问的成果本来就必须是能够还原为一般的，而能以某种方法还原于一般，才有研究的意义。他为岩波书店写的《汉字》，为东洋文库写的《汉字的世界》，为中公新书写的《汉字百话》，为讲谈社写的《中国古代的民俗》等，如果译成中文，也不失为普及文字学、民俗学的好书。近年他也较多出席各种讲学对谈活动。不言而喻，他的长寿也帮了他学问的大忙，许多书是在六十岁以后出版的。长寿还使他有机会矫正过去研究中的偏差。去年在他十二卷《白川静著作集》出版前夕，笔者和他通电话，问他第9卷《诗经》与先前发表的《诗经研究》有没有修改之处，他还肯定地说有。新世纪开始之际，他正以将满九十一岁的高龄，整理第十三卷的文稿。
学归大众鱼入海，孤诣独往鸟还巢。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白川静的学术评价渐高。以他五十年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和文字研究，先后获菊池宽奖、京都府文化特别功劳奖、朝日奖，获得文化功劳者的称号，1999年授与他勋二等瑞宝章。对白川静来说，可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了，然而，对于他的后继者来说，未来并不轻松。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大学生员锐减，一些大学中文专业大受冲击，不得不陷入更名重组的窘境，中国学的学者不论是想孤诣独往，还是要学归大众，都要有更艰苦的付出。
精致的《白川静著作集》问世了。多亏电脑普及，钢板铁笔也尽可不用，但我心中仍深深印着的是那油印本的《稿本诗经研究》。想到它，仿佛就会减少几分浮躁，增添几分执著。在我们身边或许也有正在学海中孤帆远航的水手，我们还未曾识得？
